李白的詩風真的超帶感！總的來說就是豪放灑脫、想象豐富，還特別自然不做作。他的詩給人的感覺就是又美又震撼，充滿幻想和激情。
1. 他是浪漫主義扛把子：李白喜歡用夸張和想象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常常寫些神仙、奇景啥的，感覺他腦子里總有各種天馬行空的畫面。
2. 想象力爆炸：他的腦洞開掛一樣，一個畫面接一個畫面跳得飛起，意象切換超快，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3. 語言清新又爽快：他寫詩不愛堆砌辭藻，干凈利落又好看，像清風拂面一樣舒服。
4. 愛用比喻和夸張：動不動就飛流直下三千尺，讀起來賊帶勁！
5. 風格豪邁飄逸：最愛用古體詩和絕句，節奏感超強，讀著都忍不住跟著嗨起來！
李白是唐代頂流詩人，號青蓮居士，人送外號謫仙人。他性格豪爽，愛喝酒、交朋友，詩大多都是喝high了寫的。代表作有望廬山瀑布將進酒早發白帝城這些經典，全收錄在李太白集里。跟杜甫并稱大李杜，真的是神仙級人物！

李白期待的不是一般意義的進仕，他要做的是輔弼之臣———宰相一類的重臣。這一點已是很多學者的共識。如陳貽焮認為：“（李白）最大最主要、為他長期所追求而始終不渝的（目標）則只有一個———想做宰相。”［4］余恕誠認為李白向往著“由布衣躍升為帝王之師”。［1］（P151）
（二）社會理想
與“愿為輔弼”這樣清晰明確的個人理想相比，李白的社會理想則顯得復雜、隱晦得多，我們需要對其作品進行深入分析才能有所收獲。
的部分清晰明確，即以成為輔弼之臣為主要目標，而關于國家、社會的部分則只有“寰區大定”之類籠統、模糊的表述，缺乏明確、具體的內容。之所以這樣，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社會錯位的人才標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李白龐雜的思想體系有關。
關鍵詞：李白
政治理想
成因
在李唐時代的大詩人中，李白無疑是最復雜的，對李白的研究也一直是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李白畢生熱衷于政治，因而研究政治對李白詩歌創作的影響很有必要，這方面已經有很多學者做過論述。［1］P150［2］［3］但在這些研究中，人們往往關注于具體政治事件對李白詩歌創作的影響。李白有為李唐王朝建功立業的強烈愿望并終身求仕，雖然遭受過很多打擊和挫折，卻矢志不渝，若無堅定的理想、信念支撐，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李白的政治理想究竟是什么？
長期以來，學者們對李白的政治理想做過很多研究并有很多精彩的論述，但已有的研究也多是根據李白作品中的只言片語，認為李白的政治理想就是“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以下簡稱為《代》）、“濟蒼生”（《梁園吟》）。［4］但如果綜合分析李白的有關作品，并結合李白一生所為，則會發現，李白的政治理想可能要復雜得多。簡而言之，李白可能并沒有形成一個明確、具體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可能只是一種模糊的概念。本文力圖在揭示李白政治理想本質的基礎上，探討這種政治理想的成因，從而進一步理解李白人生的悲劇性與文學創作的成功之間的巨大反差。由于李白是中國古代悲劇性文人的一個典型代表，因此本研究也期望能對其他悲劇性文人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與借鑒意義。
一、李白的政治理想
所謂理想，是指人生的奮斗目標，是人們對未來的一種想象。對未來政治生活的美好想象即為政治理想，一般而言，政治理想當包括兩個方面：個人理想，即期待自己在政治上的作為；社會理想，即向往的理想社會或治國方略。
（一）個人理想
李白在很多詩文中都表達了個人的政治理想，如“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應未晚”（《梁園吟》）①、“余亦草讀諸葛武侯傳書》）、“平明空間人，頗懷拯物情”（《五古·嘯咤，思欲解世紛”（《贈何七判官昌浩》）、“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行路難三首其一》）。不難發現，李白對出仕有著極為強烈的愿望。可以說，進仕是李白政治理想的重要內容。李白在《代》中更是毫不掩飾地說出了自己的具體目標：“愿為輔弼”。
……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申管
仲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
1.理想社會
我們首先分析李白向往的理想社會。同樣是在《代》中，李白也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社會，他以“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來概括。這種描述與儒家類似，因此很多學者認為李白追求儒家理想的社會，即天下大同，施行王道仁政。如葛景春認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杜甫類似，就是“致吾君于堯舜”與“再復魯道”。
“魯道”指的正是儒家
理念中的理想社會。然而，“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畢竟只是一種天下太平的籠統概念，在未發現更明確表述之前，
［15］（P19）
武斷地將其等同于儒家的理想社會，未免顯得草率。
李白在另一篇作品《明堂賦》里贊美唐玄宗努力尋找治理天下之至道，要實現“幾華婿之故鄉”的理想。“華胥國”出自道家典籍《列子黃帝》篇，其特點是“自然而已”。華胥國·
與老子的“小國寡民”是有區別的，它是道家所推崇的另一種“天下大治”的社會。然而，若根據“華胥國”認定李白推崇道家的理想社會，則會面臨很尷尬的局面。比如道家經典中的“華胥國”平等自然，否定君權（“其國無帥長”），這顯然與李白多處表現出的忠君思想（如“霜凋逐臣發，日憶明光宮”（《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相矛盾。因此簡單地認為李白追求的是道家理念中的理想社會同樣顯得草率。事實上，李白關于理想社會的表述，不管是“寰區大定，海縣清一”還是“幾華胥之故鄉”，并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都是一種籠統概念上的太平盛世。李白對此概念并無進一步的描述或詮釋。因此，李白的理想社會是模糊不清的。
2.治國方略
李白所期待的治國方略通常認為更傾向于儒家的治國理念。這是因為在《代》文中，李白表現出“達則兼濟天下”的濟世思想（類似的表述很多，如《梁園吟》云：“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應未晚。”），這與儒家思想所倡導的積極入世的精神相符；同時，為“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李白期望能“奮其智能”，這無疑符合儒家積極作為的行事原則。但事實上李白作品中積極進取的態度并不能作為其儒家治國理念的依據。對此，徐中玉在為《李白思想研究》所作的序文中有專門論述，他認為一個人即使是大字不識的文盲，其人生態度也是“處于積極進取與消沉止足兩者之間的若干狀態之中”。

黃鶴樓》與《鳳凰臺》各具特色

--爭辯李白、崔顥詩作孰優孰劣無甚意義

自從天寶年間李白遭受排擠憤而出游到金陵寫下了《登金陵鳳凰臺》之后，歷朝各代直至當今的詩論家們便反復再三、無完無了地將它與崔顥的《黃鶴樓》作思想上、藝術上諸多方面的比較、考究和評論，企圖從中能得出到底是李優于崔還是崔劣于李的絕對的結論來。
例如，著有《滄浪詩話》的嚴羽就說，“當以崔顥《黃鶴樓》第一”；吳昌祺在評論《鳳凰臺》時也說它“豈能比肩《黃鶴樓》”（《刪訂唐詩解》）；劉克莊雖然貌似公允，以“真敵手棋也”論之（《后林詩話》）；王琦也和了稀泥，說什么“調當讓崔，格則遜李”（《李白全集》注釋），但劉、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間評比一番、排個你前我后的。
而今人張孟麟先生則更以一反古人的姿態，直言不諱地聲稱要糾正前人的偏見，提出了“李詩超過崔詩”、“崔不如李”的“新穎”的立論。他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就直白為《李白〈登金陵鳳凰臺〉和崔顥〈黃鶴樓〉詩的優劣》。
其實，古人“抑李揚崔”也罷，今人如張先生“崇李抑崔”也罷，他們共同的謬誤在于他們都忽視了這么重要的一點：《鳳凰臺》與《黃鶴樓》沒有多少可比性。把不可比擬的物事牽強作比，永遠也比不出個什么結果來，就象沒有誰能指出楊玉環與謝飛燕哪一個更美些一樣。《鳳凰臺》是《黃鶴樓》成篇多年以后，李白在遠離“黃鶴樓”幾千里之外的金陵寫出來的，其寫作時間、地點、景物和心態都與崔顥寫《黃鶴樓》無一類同，毫不相干。本來就自在獨立的詩篇，你老要比，怎么個比法？
如果把《黃鶴樓》與《鳳凰臺》作些具體而簡略的分析，我們更可得知，各在固有的座標上熠熠生輝的名作是沒有優劣勝負之分的。
先看看崔顥的。崔顥的《黃鶴樓》很多人都讀過：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一般地說，登山臨水的作品很容易落入俗套，甚難做好。崔顥寫這首詩時，聰敏地預計到如果用平常的筆法是難于把這名聞遐邇的“黃鶴樓”寫好的，就果敢地另辟蹊徑，擺脫了傳統的有關平仄、格律樊籬，憑借人所皆知的神話傳說，在詩的開篇以突兀的起勢連續調用三個“黃鶴”入詩。這樣，既點了題，又出奇制勝地使全詩立即籠罩在強烈的抒情氣氛中。而緊接下來的“白云千載空悠悠”，更進一步強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9431333332623339化和拓展了那種落寞的情思。仙人沒有了，黃鶴也沒有了，只剩下悠悠然飄落了千載的白云，那思古幽情的濃烈也就無以復加了。崔顥以這首半古半律的七言詩，空前絕后地成為中華詩歌園圃中一株卓爾不群的奇葩。
再把欣賞的眼光落在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上。《鳳凰臺》是詩人躑躅在失意的仕途上一篇感人肺腑的上乘之作。作為有著深刻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力的優秀篇章，它挺秀于常青的詩林中。詩云：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李白在這首詩中，通過對曾經是六朝古都的金陵（也即是詩中所指的“吳宮”和“東晉”）的興亡盛衰的歷史變更作了令人黯然垂淚的描繪，并直擊當時京都長安奸佞當道、邪臣蔽賢的現實，表達了一代詩魁憂國懷君、撫今悼古的深沉而凝重的情懷以及本人壯志未酬、抱負難寄的無奈和苦衷，使登臨詩作躍上了一個新的高峰。《鳳凰臺》成了既區別于《黃鶴樓》又與之并駕的另一座爍古炫今的詩壇巨碑。
面對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領風騷、各盡其妙的扛鼎力作，誰還好意思再去為它們分個什么高低深淺、誰甲誰乙嗎？耿耿于懷為《鳳凰臺》、《黃鶴樓》排名坐次且喋喋不休者，竊以為可以歇一歇了

一篇文章供你參考，如果你需要概括后的請你再追問，我為你奉上。
《談李白的政治抱負——從李白的詩歌作品看其政治才能》
一、李白的政治抱負
李白的政治抱負最集中地體現在他的《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不屈己，不干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區宇大定，海縣清一……然后浮五湖，戲滄洲。”這是開元15年他在湖北安陸小壽山隱居時所立下的志向，也即他后來常說的“濟蒼生”、“安社稷”（《贈韋秘書子春》）。李白為實現這一理想奮斗了終生。
二、李白的政治才能
李白的政治才能是與他的政治活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他的政治活動，以其奉詔翰林為為標志，分為前、中、后三期。
1、前期——仗劍遠游，積極用世
這一時期是他政治才能的培養與準備期。
李白不愿走一般知識分子科舉求仕的道路，他希望憑借自己的才華，“遍干諸侯”，得到地方官的賞識，推薦他進入朝廷。
天寶13年，25歲的李白經過長期的苦讀后，“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上安州裴長史書》），開始了他的漫游生活。次年在江陵見到受三代皇帝旌表的著名道士司馬承禎。司馬見李白資質不凡，器宇軒昂，又讀了他的詩，驚嘆不已，稱贊李白是“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使李白受到極大鼓舞，寫下了《大鵬遇稀有鳥賦》（后改為《大鵬賦》）。在這篇賦中，詩人的化身——大鵬“一鼓一舞……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摧。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有“塊視三山，杯觀五湖”的雄偉氣魄，羞與“蓬萊之黃鵠，蒼梧之玄風”為伍的高尚情操，展現了詩人積極向上、昂揚熱烈的進取精神。此賦當時就“傳于世”（同上引），“時家藏一本”（魏萬語）。李白的一生喜以大鵬自比，即始于此。
開元22年，韓朝宗出任荊州長史和襄陽刺史。他樂于獎掖后進，在士人中頗有口碑。時諺曰：“生不愿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李白也想“收名定價”于韓，于是寫下了著名的《上韓朝宗書》，其中寫自己：
“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以義氣。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李白揚眉吐氣、激昂青云耶？”
文章寫得神采飛揚、擲地有聲。可不知何故，這位“使海內俊杰奔走而歸之”的韓大人偏偏對李白不予理睬，使李白大失所望。他雖然慨嘆“古來圣賢皆寂寞”（《將進酒》），但也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這種樂觀進取精神是他這一時期思想基礎，也是他精神中最光輝的一面。
開元23年，李白西游。適玄宗狩獵，因上《大獵賦》。并通過拜見張說，結識了張之垍（玄宗駙馬，時任衛尉，掌管儀仗。后為翰林學士）。在張的安排下，李白住在玉真公主別館。因公主出游，未能謀面，寫下了《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吟詠思管、樂，……誰識經綸才？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表達了自己希望張卿引薦，為朝廷效力的心愿。張是個妒賢忌能的小人，李白遇人不察，在失望之馀，也流露出對張垍的些微不滿，埋下了一生受挫的根苗。
在長安三年，李白寫下著名的《蜀道難》。詩中的景物描寫，既是蜀道的寫實，又寄寓了李白探求政治道路遇到障礙的深切感受。由于詩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依然沒有著落，他憤然離開長安，寫下了《行路難》三首：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彈琴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之三）
初入長安的受挫，并未使李白失去信心，他堅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行路難》之一）、“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梁園吟》）。
這一時期的李白，雖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在長期漫游中結交了各方人士，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深刻體察了世事民情，創作了大量詩歌，名揚海內，為他后來奉詔入京打下了基礎。
2、中期——奉詔入京，翰林供奉
這一時期既是他初步施展政治才能的蜜月期，又是對唐王朝黑暗政治失望的分水嶺。
李白盼望的機會終于來了！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玄宗下詔求才。在玉真公主的推薦下，玄宗下詔征召李白入京。接到詔書后，李白按捺不住內心的狂喜，揮毫寫下了《南陵別兒童入京》：“……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多年積郁，一掃而空。
應該說，玄宗起初對李白確實很重視。朝見那天，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于前，御
手調羹，”并說“卿本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至于此？”命李白為翰林待詔，替他草擬文誥詔書，還賜給他名馬玉鞭。
天寶初年，可以稱得上是李白的政治蜜月期。他常隨玄宗去溫泉狩獵，當場作賦歌頌“圣朝”的國威，“漢帝長楊苑，夸胡羽獵歸。子云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游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溫泉侍從歸逢故人》）還寫下了《宮中行樂詞八首》、《清平調三章》等，雖是應制，卻是以“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的心情來寫的。玄宗除欣賞李白的才華辭章，多有賞賜外，也經常與他討論國家大事，據說李白曾為玄宗起草過《出師詔》、《和蕃書》等。他對友人說：“待我盡節報明主，然后相攜臥白云。”（《駕去溫泉宮后贈楊山人》）說明他是真心想為國家出一番力的。
李白的受寵，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又加上李白生性傲岸，得罪了權貴。他們抓住李白的不拘小節、經常醉酒一事向玄宗進讒言，據說玄宗本來要任命李白為中書舍人（掌管起草詔令、參與機密的官，通常由有文學資望者充任），由于張垍（即前詩提到的“張卿”）、高力士等人的屢屢進讒而擱淺，其中最致命的一條是“非廊廟器”，加上玄宗的本意也不過是把李白當作文學弄臣，為其歌功頌德，點綴他的太平盛世。玄宗聽信了讒言，這件事自然就中止了。最初李白還蒙在鼓里，覺得玄宗不日還是賞識自己的，只是張垍、高力士這班小人作祟：“祟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后來亦因自己每每在政治上議論不合，受到玄宗厭棄，“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故而“落羽辭金殿，孤鳴托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西飛。”（《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李白向玄宗說了什么，不得而知。此后兩人的關系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杜甫《飲中八仙歌》中說他：“天子呼來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有人把它解釋成李白借醉酒不聽玄宗召喚，似乎是有意為之，雖不可盡信，但李白確實有“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的舉動。由于李白經常在長安市上醉酒，給小人提供了口實，小人們趁機攻擊他的行為舉止與其身份不符（更印證了前面所謂的“非廊廟器”），還會泄露朝廷機密（這一點倒是說到玄宗心里去了），自此對李白更加疏遠了。李白在翰林院讀書時，讀到陳子昂的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宴胡楚真禁所》）憤然寫道：“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表達了對張垍之流的極度蔑視。他對朝廷的黑暗表示失望：“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說自己也將“舉手指飛鴻”（同上引），離開長安。果然，天寶3年3月，李白憤然上疏，請求還山。玄宗并未慰留，而是順水推舟，以白“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孟棨《本事詩》）——在賜金放還時，居然還把小人的惡意攻擊當成一頂大帽子扣在李白頭上，說明統治者的昏聵。
李白在翰林供奉的一年五個月中，看透了大唐政治的黑暗：“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古風五十九首》之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古風五十九首》之三十五）、“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珠。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鳴皋歌送岑征君》）。對統治者有了清醒的認識。
3、后期——再度漫游，不忘報國
這一時期是他政治才能的自我實踐期。
賜金放還的李白，曾一度消沉：“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想要成為一名道士。天寶4年春，他與高適、杜甫在山東齊郡一同見到文壇前輩李邕，濟世的熱情再次燃起，寫下了著名的《上李邕》一詩：“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以大鵬自況，表現出雖受挫折、仍不屈服的氣概。“世人見我恒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期望李邕不要象世俗之人一樣輕視他。
離開東魯，他前往吳越漫游。臨行前，寫下著名的《夢游天姥吟留別》。詩中表示出對權貴的極端蔑視：“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表現了詩人的錚錚傲骨。
第二個問題：：：：：：
李白的詩歌不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精神，而且從形象塑造、素材攝取、到體裁選擇和各種藝術手法的運用，無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藝術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詩歌中塑造自我，強烈地表現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獨特個性，因而他的詩歌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他喜歡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現自我，在詩中毫不掩飾、也不加節制地抒發感情，表現他的喜怒哀樂。對權豪勢要，他“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勞動人民艱辛勞作時，他“心摧淚如雨”。當社稷傾覆、民生涂炭時，他“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南奔書懷》)，那樣慷慨激昂;與朋友開懷暢飲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又是那樣天真直率。總之，他的詩活脫脫地表現了他豪放不羈的性格和俶儻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詩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際諸因素外，李白詩歌采用的藝術表現手法和體裁結構也是形成他豪放飄逸風格的重要原因。善于憑借想象，以主觀現客觀是李白詩歌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重要特征。他的想象，極其豐富，幾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運用多種多樣的想象。現實事物、自然景觀、神話傳說、歷史典故、夢中幻境，無不成為他想象的媒介。他常常借助想象，超越時空，將現實與夢境、仙境，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交織一起，再現客觀現實。他筆下的形象不是客觀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內心主觀世界的外化，藝術的真實。
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藝術手法之一是把擬人與比喻巧妙地結合起來，移情于物，將物比人。
李白詩歌的另一個浪漫主義藝術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點，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加以大膽的想象夸張。他的夸張不僅想象奇特，而且總是與具體事物相結合，夸張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跡;那么大膽，又真實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強化感情的作用。有時他還把大膽的夸張與鮮明的對比結合起來，通過加大藝術反差，加強藝術效果。
李白最擅長的體裁是七言歌行和絕句。七言歌行篇幅長、容量大，形式自由，宜于表達詩人矛盾復雜的思想，抒發奔放恣肆的才情，而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開大合、跳躍宕蕩的結構。詩的開頭常突兀如狂飆驟起，而詩的中間形象轉換倏忽，往往省略過渡照應，似無跡可循，詩的結尾多在感情高潮處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絕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詩歌清新明麗的風格。如《早發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妙在“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說詩晬語》上)
李白詩歌的語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語，有的豪放，不拘聲律，近于散文，但都統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之中。這和他自覺地追求自然美有關。他繼承陳子昂的文學主張，以恢復詩騷傳統為已任，曾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孟棨《本事詩·高逸》)他崇尚“清真”，諷刺“雕蟲喪天真”的丑女效顰，邯鄲學步。他的詩歌語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認真學習民歌明白通俗的特點的結果，明白如話，通俗生動。